东西问·六观｜刘守英：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有何不同？

　　中新社北京8月30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有何不同？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

　　作者 韩禹 安英昭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开启对现代化进程的观念动力的探索。

　　拥有独特现代化路径、非凡现代化成就的中国，其现代化蕴含何种价值观？与西方有何不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各国现代化过程中探索建立主体价值体系的历程呈现出独特的规律性，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是吸收世界范围的进步理念，并同中国本民族文化基因相融合的主体价值体系，这一探索历程对世界后发国家现代化有重要借鉴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的现代化拥有多重动力，如贸易、技术、金融、制度等，其中是否蕴含价值动力？基本特征是什么？

　　刘守英：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其中必然包含价值转换。

　　基于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形成的传统发展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显现出阻碍发展的落后因素；通过对传统价值观的批判，社会在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形成一套新的发展观。

　　西方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也会转换并开启一场价值观革命，实质是建立新的发展观，核心是理性和世俗化——对整个传统价值体系的反叛。传统价值建立在宗教理念上，严重抑制人性；而文艺复兴对此发起猛烈批判，追求人的解放、追求理性、追求进取，建立新的物质观，倡导企业家精神，总结起来就是崇尚自我、追求平等。

　　新的价值观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市场发展、商业精神以及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乃至资本主义的产生，都基于对传统价值的革命。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核心主体价值进行了归纳提炼。

　　西方整个现代化过程，价值观革命非常重要，其实质是为西方从传统走向现代、建立新的发展观打下基础。没有价值观革命，社会很难从传统形态解放出来。

　　西方现代化经历数百年，如今已步入了所谓“后现代化”阶段，在此过程中建立的、以理性为基础的主体价值不断转换，因为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这一价值体系也在与现实情况不断产生冲突。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有大量讨论集中于这套主体价值产生的问题，如物质精神失衡、重估精神的价值、文化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等。

　　如何使已建立起来的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在面向人类追求的更高境界的、更全面的现代化过程中得到完善，是西方面临的重大问题。所以就有马尔库塞提出“单向度的人”，反思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流落和丧失。

　　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对比东西，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观革命有何发展规律？

　　刘守英：每一国的现代化都会伴随着价值观革命，而价值观革命的发展也有一定规律。

　　首先要进入反叛阶段：一国要迈向现代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落后的传统价值，通常需要一场对传统价值的革命；到一定程度后，进入到吸收阶段，吸收其他国家的有利于现代化的价值因素，如市场理念、企业家精神、理性精神等；吸收发展到相对比较成熟的程度后，即物质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社会需要更丰富的精神文化，就进到第三个阶段，寻找本民族的主体价值，反思现代化到底为了什么、现代化的核心是什么。这时传统文化的基因开始复活，社会开始反思文化基因里有利于建立主体价值、推动更具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价值理念，开始进行创造性转化。需要指出的是，第三阶段也不排斥人类现代化的一些进步价值理念，它实际上是将人类一些进步价值理念和本民族的主体价值进行融合。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建设现在到何种程度，是否已到成熟阶段？

　　刘守英：不妨先梳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价值建设的历程。在批判阶段，由于旧价值体系在跟现代发生碰撞时劣势凸显，知识分子向旧价值发起猛烈抨击，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西方文艺复兴起步时有相似之处。

　　接下来的吸收阶段，中国经历了两步：一是吸收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价值的同时，实际上也吸收了西方各种思潮，但只有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实现了在中国落地。这时中国就开始围绕这一指导理论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就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这套价值体系指导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奠定了工业化基础。

　　接下来需要更大的物质进步、更快的经济发展、更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于是中国进一步完善主体价值，从1978年起，再度吸收人类历史上优秀的价值观体系，如市场理念、企业家精神等，这些价值又融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领域里，推进了中国的发展水平。

　　我认为现在中国已进入第三阶段——物质较为丰富的水平上，人们开始反思现代化的意义，呼唤更完整的现代化内涵、亟待拓展发展理念。这就需要寻找本民族的主体价值，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目的是在主体价值下寻找民族文化根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主体价值如何同传统文化基因找到结合点，进行传统文化的再造，形成新的价值引领，是这个阶段的重要命题。

　　中新社记者：您刚才主要谈了各国现代化价值观中相通的地方。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核心有何不同？

　　刘守英：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也是中国的主体价值形成和完善的过程。我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价值观的人民性。这是回答“现代化是为了谁”这一问题，实质是区分了“精英的现代化”与“大众的现代化”。

　　西式现代化依托的是精英主导的现代化价值体系，其主体价值体系强调理性、企业家精神、资本的力量，其结果必然是社会中的少部分精英为主导；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主线是人民性，首先明确现代化为了谁、谁参与、谁从现代化成果中分享。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必须走向共同富裕，必须考虑农民问题，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的主体价值决定的。

　　中新社记者：您在著作《中国式现代化》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回答的也是世界现代化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探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理探索有何启示或者借鉴意义？

　　刘守英：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价值体系探索与建立的过程，对后发国家现代化有很多借鉴意义。

　　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面对在现代化不同阶段的主体价值构建问题。对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不可能通过价值移植、制度移植、技术移植而实现。梳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史，那种简单移植，通常导致现代化的波折、陷阱甚至失败。西方国家率先完成现代化，建立起主体价值优势，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就不能以西方价值的简单移植来解决。

　　价值观革命和主体价值建立的过程，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共同价值体系和本民族的独特价值系统的融合。就中国的经验而言，在建立主体价值的过程中，中国有过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也有对世界先进价值理念的借鉴和吸收，最终回归文化基因，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寻找本民族的价值立足点。这启示广大后发国家，首先要充分重视世界范围内的进步价值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以开放胸怀和积极心态吸纳进步价值，但同时也要注重本民族文化基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完)

　　受访者简介：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土地制度与经济发展、城乡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等，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攻关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课题30余项，曾获第六届、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十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七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

　　近年出版的有影响的土地专著有：《中国乡村转型与现代化》《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增订本)》(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土地政策改革》《中国土地问题调查：土地权利的底层视角》(张培刚奖)《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直面中国土地问题》《撞城：一位经济学人的乡城心路》。